改革开放亲历者王立彬:改变观念比金牌更重要

栏目:VR资源 来源:东方娱乐网 时间:2019-05-03

改革开放亲历者王立彬:改变观念比金牌更重要


图/贺桐 受访者提供 文/贺桐

“把头发收拾收拾,精神点,像个年轻人的样子。”洛杉矶奥运会前的一个礼拜,王立彬得知自己将成为中国代表团的旗手,作为“重点保护”对象,在飞往洛杉矶的专机上,两米零三的王立彬第一次坐头等舱。从拒绝NBA试训邀请,到先后在日本和台湾地区漂泊十五年,从新中国首位奥运旗手,到中国篮协副主席,改革开放后,运动员成为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一群人,陕西乡党王立彬,见证着我国体育发展所取得的长足进步。

改革开放亲历者王立彬:改变观念比金牌更重要


“最早接触篮球是看父亲打球,他嫌我累赘,不带我去,带我哥去。他们一出门,我就硬追着跑追上了。那场球印象特深刻,比赛前给切的西瓜,还给准备的桃和西红柿。呀,打球前能吃这么多好东西。小时候的事儿只能记住一两件,这就是其中的一件。”1963年,王立彬出生在河北,父亲在地质矿产系统工作,因支援西北建设,在王立彬小学一年级时,全家搬到了西安。在吉祥村小学,王立彬先后加入了文艺宣传队、田径队和篮球队。“还记得打完第一场比赛,我爸说我打球就像扑蝴蝶,蝴蝶在哪你就扑到哪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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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那个年代的娱乐活动很少,但基层体育开展的非常好,大礼堂外面就是篮球场,无论是学校还是机关厂矿,氛围都非常好,只要有比赛就围得水泄不通。”王立彬说,“真正走向篮球运动是从中学开始的,我的身高比较高,参加田径比赛时,有的教练就看上我了。父亲也希望我能打篮球,每天拿着棍子逼我跑圈,从吉祥村到小寨一个来回。”1976年初,王立彬进入了李家村的陕西省业余体校,上学就在对面的86中。练了半年篮球后,王立彬就入选了陕西青年二队,“从李家村搬到了省体育场,那时候叫西北体育场,在省体育工作大队有了工资,有伙食待遇,有服装待遇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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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第一次打球印象非常深刻,坐了一个月的板凳,负责技术统计,新组建的队伍,打谁都要输个二三十分,而我一分钟也没上过。”1977年3月,王立彬第一次出远门比赛,是在广西梧州。“坐火车到武汉三十个小时,再乘船一路南下,返程时先坐火车到广州,再坐汽车到郑州,从郑州才回到西安。家里头凑了80块钱给我,在广西梧州买了个皮箱和一些蔗糖,在广州买的柠檬茶和柠檬糖,80块钱又吃又喝就花完了,还跟队里借了15块,在当时这是很大一笔钱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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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那之后,王立彬逐渐成为球队的绝对主力。1980年进入国家青年队,第一次出国比赛,就在泰国曼谷赢得了亚洲青年男篮锦标赛的冠军。从国家青年队回来后不久,王立彬便接到了国家队的调令,接受专业训练未满四年,王立彬就正式进入了国家队。“一个目标接着一个目标,这四年的训练是非常艰苦的。我们这一代运动员,正好是改革开放刚开始的这一代,确定了在全国选材组建国家队,而不是谁赢得冠军谁来组建的模式。”王立彬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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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接到调令,我立刻赶回西安收拾完行李,开好介绍信和转伙食的证明,去北京报到。”王立彬第一次代表国家队参赛,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打了11场球,从北美洲的加拿大一路打到了南美洲的厄瓜多尔,像这样的比赛一年要打四五次。1980年,王立彬定做了一件西服,一双三接头的皮鞋,一件白衬衣,和三件当时最流行的花衬衣。“那个时候刚刚改革开放,到了纽约曼哈顿,到处都是高楼大厦,一天都见不着太阳,物质上的差距非常大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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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们队员之间都是相互理发的,直到现在我的头发都是自己剪,实在不行了才去理发店把后面收拾收拾。”在确定为新中国首位奥运旗手后,王立彬在当时国家队教练钱澄海的要求下,特意去理发店去剪了个头。在国家队的八年当中,王立彬打了363场国际赛事,出访了近40个国家。“包括1982年的新德里亚运会、1986年汉城亚运会在内,你能想到的所有赛事,中国代表团的旗手都是我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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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,作为中国男篮的顶梁柱,当时的“亚洲第一中锋”,22岁的王立彬风头正劲,身手灵活能里能外。“85年左右吧,有朋友问我,想不想去美国打球。”那是世界篮球的黄金时代,驰骋NBA赛场的乔丹、巴克利与王立彬同龄,他们的海报后来贴满了中国少年的卧室。“想啊,怎么不想,就是不敢。”王立彬“敌我斗争”那根弦绷得够紧,“我就琢磨这家伙是不是想策反?不会是间谍吧?”1982年,网球选手胡娜在美国滞留不归,最后就成了国人心中的“叛徒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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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去汉城之前,就听到了传钱澄海教练要下课,情绪激烈的有我在内的六七个队员,整支队伍人心涣散。”1988年,中国奥运代表团兵败汉城。“报纸上出了我一条新闻,说王立彬不服从新教练的管教,连夜逃回西安,我就懵了。”之后,正值当打之年的王立彬落选了中国男篮。“在家里看着电视,眼泪哗哗地就流下来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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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立彬回到了陕西,带领陕西队保住了甲级队的资格。“这时候陕西队也出乱子了,队员要分房子,要涨工资,领导之前‘许的愿’兑现不了,改革开放也进入另一个阶段,南方的球队开始来挖角,一个企业、一个公司都可以到你省上的专业队来挖角。七个球员加教练八个人都去了东莞,工资翻了几番,还有房子分。”王立彬在好友的邀请下,决定去日本联赛打球。“咱陕西篮球就从这时候一下子垮了,我反对归罪于经济或是体制,我认为还是人的观念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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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9年6月,王立彬作为外援正式加盟日本五十铃汽车篮球俱乐部,成为中国篮球史上留洋的第一人,年薪七万美元,在那个年代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。“手续办得是‘停薪留职’,出国深造,加盟的是日本前三名的球队,就是日本国家队主教练带的队伍,他们的长期目标是‘引进人才’,拿现在的话讲就是归化球员。”日本教练要给王立彬当义父,起好了“小宾彬”这个日本名字,就等着他在收养协议上签字。“说实话给的条件非常好,但是心里头有抵触,这个抵触源于历史,父母那一关也肯定过不去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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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1992年,我太太怀孕了,这个孩子如果要生在日本,要享受所有的待遇,那你就必须要入籍了,我想了半天,最后决定走,这个小孩不能生在日本。”得知这一消息,一支台湾地区的球队立刻向王立彬发出邀请,“他们跟我说,孩子生在台湾不也是中国人嘛。”这时,心系家乡的王立彬还跑回陕西看了看情况,发现整支球队班子都到了广东。“那一段时间,海峡两岸的往来非常少,在球队老板的运作下办成了居留,孩子就生在那儿了,就这样成为海峡两岸体育交往的第一例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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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打球的同时,30岁的王立彬主动寻求转型。1993年,王立彬成为中国台北男篮助理教练,1998年,王立彬成为中国台北男篮主教练,率队征战曼谷亚运会。除去在ESPN(娱乐与体育节目电视网)担任解说嘉宾,为各大电视台、报纸写球评,为企业做赛事推广、代言外,王立彬还开过餐厅、代理过红酒,还从事过两岸影视版权买卖,“除了在证券期货市场外,其他的基本都没赔钱,但学习到了很好的经验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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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从当队员到当教练,我一直拿的都是最高薪,在媒体还有一份相当可观的收入,可我从没想过在外扎根,更重要的是心有不甘,我们发家致富是从陕西一点点干起来的,无论是在哪儿,我都在想有朝一日,我一定要回到陕西。”2004年,当接到陕西东盛男篮的邀请时,王立彬没有任何犹豫,卖掉了在台湾的房子回到故乡。“对我来讲钱不是问题了,要回西安就是真正回家,所以合同年限必须两年以上,你按照行情给我就行。我们的合约谈得很轻松,很快就签了。在ESPN的最后一场NBA直播结束,我从新加坡回台湾收拾完行李,就正式回到了陕西。这支球队的经济状况一直不理想,但我们还是坚持过来了,美中不足的是球队最终还是卖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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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在我回来之前,对校园体育这些真的不了解,改革开放对体育的影响中有重要一条,就是‘体教结合’,这是起步于八十年代的事情,鼓励学校做高水平运动队。”2007年,卸职陕西东盛男篮主教练后,王立彬受聘成为西北工业大学男篮主教练,带领该校男篮队伍征战CUBA,成为该联赛的一支劲旅。2008年,在成为新中国首位奥运旗手24年后,王立彬传递北京奥运火炬的西安站的最后一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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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陕西篮协的改组是比较彻底的,民间团体,民政注册,我是法人。”2015年,陕西省篮球协会在“管办分离”方面走在全国前列,人事关系在西北工业大学的王立彬作为“局外人”,成为陕西篮协新的“掌门人”,致力于推广、发展大众篮球工作。“这两年篮协的工作做得还可以,体育局给我们腾出来这一间办公室,之前一直在西安各处‘打游击’。”2017年,当姚明成为自中国篮协首位以社会人士身份出任的主席时,王立彬也被推选为中国篮协副主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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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久前,在王立彬的极力推动下,世界篮球峰会在陕西西安举行,国际篮联秘书长鲍曼、NBA总裁萧华、中国篮协主席姚明等篮球界大咖齐聚一堂,共同探讨未来世界篮球运动发展。“即便是2000年后王治郅去NBA时,舆论上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,再比如打网球的李娜。按老的观念讲,都是体制内培养的你,你怎么能不听我话,半路就跑了。而到了现在,周琦就不会遇到同样的问题,越来越好理解了,这样的交流,对于水平提升是非常重要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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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1980年中国竞技体育开始登上世界舞台到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,从零奖牌到金牌榜第一,中国竞技体育迅速发展。40年来,全民的体育理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,从最初的向往、追求到直接参与,体育在百姓日常生活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。“从个人的角度来讲,没有改革开放,就不会有我们所取得的成绩。现在的环境好了太多。现在人们的观念也在一点点改变,从金牌至上到全民健身,中国体育正一步步走向正轨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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